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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非作品:投资欣赏两相宜
  点击:79  [2018-11-29 16:30:53]          --色琪琪在线(www.bookdraw.com)

    近年来,尽管宏观经济疲软,但于非的作品依旧很受欢迎,特别是2018年苏富比春拍,上拍的四件于非作品全部高出估价成交,其中专场的封面作品《玉兰绶带》以高达1572万港元成交;《牵牛花》尺幅仅2.6平尺(67.5×44厘米),成交价420万港元,若按每平尺计高达160万港元;其他两件分别为:《萃锦图》以372万港元拍出,《春柳草虫》以74.12万港元拍出,可见于非作品在市场不景气局面下依旧势头强劲。

    众所周知,在20世纪中国画坛上,有两位工笔花鸟画家不得不提:一位是南方的陈之佛,他以典雅清新的风格著称于世;另一位是北方的于非厂,他以富丽堂皇的风格闻名于世。他们两人都为二十世纪中国花鸟画的复兴和繁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画界有“南陈北于”之称。

    但是,在艺术市场上于非的作品价格历来要远高于陈之佛,尤其是在2000年后,价格动辄数百万元乃至数千万元。对于非作品行情走势,笔者作如下分析:

    用色鲜艳 富丽典雅

    于非(1889―1959)是现代杰出的工笔花鸟画家、书法家、篆刻家。原名于照,字非厂,别署非,又号闲人。山东蓬莱人。于家本是汉族,祖籍山东蓬莱,大约在他四代之前移居北京。其父属内务府正白旗汉军,其母为满族人,1954年于非改随母亲祖籍并正式登记为满族。

    于非早年在家读私塾,后成为清末贡生,幼读私塾,1908年入满蒙高等学堂,1912年入北京师范学校学习,翌年任教于北京市二小,同时随一位王姓民间画师学习绘画。

    上世纪20年代中期,于非就与张大千交往,关系非同一般,后任职于《北京晨报》艺圃美术周刊,为华北著名记者。30年代与张大千、黄宾虹同任故宫古物陈列所国画研究馆导师,又任教于北京师范学校、京华美专、华北大学、北平艺专。

    1937年北平沦陷时,于非曾经辞去被日寇接管的《晨报》编辑职务。1938年3月于非突然被日本宪兵抓捕,经三天三夜严刑拷打后释放,于母为此受到惊吓,半身不遂。后来于非因生活所迫,担任了日伪教育刊物编审会主任编审的职务,这也给于非造成了巨大的内心痛苦。

    1949年起,于非历任北京中国画研究会副会长、中央美院民族美术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市文联常务理事、北京中国画院副院长等。

    于非自幼受家庭及周边环境熏陶,喜书画,诵诗文,莳花种草,钓鱼养鸟,直到40多岁时,听从张大千建议,放弃小写意山水、花鸟,专心研习双钩花鸟。于非从白描入手,先学赵子固、陈老莲的双勾花卉,继而上追两宋、五代,在赵佶的瘦金书中悟得笔致。

    1936年于非在中山公园首次举办个展即轰动京城艺坛。40年代后,个人风格更趋成熟。于非擅长绘画、治印、书法,绘画以工笔花鸟闻名于世,他的工笔花鸟从陈洪绶入手,上溯唐、宋,勾勒、造型逼真,用色鲜艳,富丽典雅,特别是能再现一草一叶瞬间的动态特点,而不似静物的拘板,喜画牡丹、鸽子,白描兰、竹、水仙亦见清逸。晚年作品在技法上更加多样,或厚实丰艳而不刻不俗,或淡雅清劲却不薄不冷,灵活的思维和丰富的艺术表现,充满着健康饱满乐观向上的审美情趣,深得从行家里手到普通观众赞许,对现当代工笔花鸟画产生重要影响。

    张大千对于非艺术也是敬佩有加,1972年张大千在《四十年回顾展自序》中曾说“花鸟虫鱼,吾仰于非、谢稚柳。”

    于非对于绘画的材质极为讲究。他用北京吴文魁制笔,用墨起码是50年前的陈墨等,并著有《中国画颜料的研究》一书,对中国画颜料的品种、性质、发展状况,中国墨的特色等均有翔备考述。别有意味的是他同时注意到民间画工的审美观和使用颜色的经验,并通过这种学习融入民间绘画和刺绣审美特点,作品设色强烈不失沉稳,典雅清丽不流于娇媚,生动传神又富于装饰趣味。

    于非书法学宋徽宗,工瘦金体。代表作品有《玉兰黄鹂》《丹柿图》《红杏山鹧图》《和平鸽图》《果实来禽图》等。著有《我怎样画工笔花鸟画》《都门养鸽记》《都门艺菊记》等。于非的弟子较多,最出名的两位是田世光和俞致贞。

    价格坚挺 潜力较大

    于非的作品在解放前颇受藏家喜爱,作品价格与张大千、吴湖帆、溥儒等不相上下。

    如早在1939年,他与张大千在北平中山公园水榭举行联展,当时于的作品价格少则七十元,多则数百元,如《玉堂富贵》700元,《金盆浴鸽》360元,《松壑鸡》300元,《山茶水仙》140元,《牡丹猫蝶》240元……这些价格在那时普通藏家是难以问津的。

    上世纪80年代海外香港市场开拍中国字画后,他的作品就在市场上露面,但因于非的存世作品不多,故他的作品很少在拍卖场上亮相。80年代初他的作品在香港市场上约万元,到80年代末,其作品价格稳步走高,每幅价格在数万元。步入90年代后,10万元以上的作品大幅增加,如《国色天香图》成扇在1994年翰海以20.9万元成交,这一价格在当时成扇拍卖中实属少见。1998年春拍,嘉德推出于非力作《牡丹锦鸡》,尽管拍卖受到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但该幅作品仍创下18.7万元成交好成绩。之后,于非作品时有上佳表现,2002年《仿宋徽宗写生珍禽图》在上海崇源拍卖会上以121万元成交,创下当时于氏作品市场最高价,同时大大提高于非作品市场价值。2005年于的作品再次发力,其《大吉图》和《牡丹双鸽》被荣宝拍至121万元和187万元。2010年后于非作品再次发力,不少作品出现过千万元价格,如其《临宋徽宗天水金英秋禽图》手卷在2010年嘉德以3472万元成交;《四喜图》在2011年保利获价2875万元。于非书法也有可观市场行情,价格一般在数万至数十万元,2005年书法4屏在荣宝拍卖会上以24.2万元成交;2011年瘦金体书法对联在中贸圣佳获价49.28万元。

    2018年,于非作品价格较稳定。如其《萃锦图》立轴在香港苏富比以372万港元成交,《牵牛花》在香港苏富比以420万港元成交,1957年作《玉兰绶带》在香港苏富比以1572万港元成交。

    总体看,近几年尽管他的作品价格有较大幅度上涨,但与张大千、齐白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而在民国时期,于非与张大千不相上下,比齐白石要高得多。笔者以为,于非工笔花鸟成就和地位世人瞩目,其作品艺术观赏价值很高,加上于非生前创作十分认真,几乎没有敷衍作品,早在民国时市场上就形成了收藏于非作品的圈子。目前于非的作品还有较大上升空间,投资者和收藏者可多加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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